一边是国家有关部门的明令禁止，一边是白白流失的上门生意。遍布城市乡村的通信营业厅代理商，是“黑卡”最常见的制售者。
手机“黑卡”从何而来？
随着电信诈骗案件持续高发，自2013年9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开始重拳整治犯罪分子的常规装备——“黑卡”。无论是打击伪基站，还是新用户入网实名制度，都使得“黑卡”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但记者采访了解到，“黑卡”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通过手机木马盗号、非法获取的身份证开卡的现象依然存在；甚至，一些犯罪分子还不断研究、升级各类破解软件。如何绕开“实名制”，各类“黑卡”各显神通。
谁在提供技术源头？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规范电信服务的要求，个人到营业厅申请手机卡、办理新用户入网业务时，都需要提供身份证进行实名制认证。工作人员登录电信运营商系统，将身份证放在二代身份证识别仪上，查询此证有效后，才能按照程序开始办理。
但是，有人为了办理“黑卡”，避开实名认证过程，竟然开发出一套专门破解电信运营商开卡系统的软件。
2017年2月27日，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批捕犯罪嫌疑人朱玉培、易国强、易国海，并由此揭开了一个倒卖“黑卡”的产业链。
易国强、易国海是兄弟。弟弟易国海虽然只有初中文凭，却对电子技术非常着迷。随着他在网络论坛中不断答疑解惑，“网络大咖”形象初立，竟有人主动向其询问能否制作破解实名制手机号码的软件出来。
易国海凭着反复摸索的劲头，操着并不熟练的编程语言，竟然无师自通，硬是开发出来一款破解软件：使用此软件登录运营商开卡系统后，只要输入从网上非法搜集来的其他人的身份信息，就能顺利开通新的联通卡号，完全不用进行二代身份证识别。
与易国海的破解软件相比，徐州市泉山区检察院破获的一起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案件中，软件“高手”王峰峰等人研制出的“虚拟阅读器”更是神乎其技：使用这个软件之后，随意填写编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再点击读取二代身份证系统，就可以通过实名验证。
“这个软件能绕开二代身份证读取设备，自动生成二代身份证虚拟信息，上传至公司业务系统中，业务系统无法对其产生的信息进行真伪识别，生成的虚拟信息均能正常读取。这些身份信息都是假的，也就是说，用户不用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就能办理移动手机卡业务和宽带业务等。”移动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证实道。
破解软件为“黑卡”的诞生提供了技术上的源头，也成为整个“黑卡”产业链中最神秘的一环。
谁在制售“黑卡”？
王峰峰的“虚拟阅读器”刚出炉，很快就有买家主动找上门来。
买家名叫李昭新，是一家移动营业厅的代理商。近年来，随着手机业务的饱和，网点业务竞争越来越大，特别是手机实行“实名制”以后，办卡的业务量越来越小。尽管隔三差五常有人过来询问，有没有不需要登记身份信息的手机“黑卡”出售，但在手机号码实名制的“紧箍咒”下，李昭新也只能无奈地摆摆手：“这个真没有，您去别处看看吧。” 不过，问的人多了，李昭新心里越发舍不下售卖“黑卡”这块肥肉。
一边是国家有关部门的明令禁止，一边是白白流失的上门生意。李昭新权衡之下，决定铤而走险。他先联系了一位“黑卡”软件制作者，以35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款名叫“读卡神器”的破解软件，开始办理并出售“黑卡”。但不久，这一软件因移动公司系统的升级而被屏蔽了。李昭新便在网上联系了王峰峰，购买了“虚拟阅读器”，并支付了500元的费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像李昭新这样遍布大街小巷的通信营业厅代理商，通常就是这类“高科技”破解软件最大的购买群体，同时也是“黑卡”最常见的制售者。他们与电信运营商签订合同，开设营业厅，代理手机办卡业务。按照合同规定，运营商年底会对各网点营业厅进行业务量考核，如果能够超额完成全年销售任务，就可以享受一定补贴和奖金；如果完不成，就有被关闭的风险。因此，为了维持门店的正常运营，扩展手机业务量成为代理商的第一要务。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承办检察官张晓丹告诉记者，这些代理商并不是等到客户上门之后，才按照需求逐一办理手机“黑卡”的，而是在拿到破解软件后，第一时间就批量开卡、养卡。一旦客户有需求，便可将提前办好的手机“黑卡”售卖给他们，这样既可避免因运营商网站升级导致的软件被屏蔽，也可以避免被当场查获。
易国海的软件购买者朱玉培同样也是一名通信营业厅代理商。此人原来是联通公司的员工，三年前辞职后在金坛的闹市口经营一家小规模的联通营业厅，售卖联通手机卡及其他通讯产品。
朱玉培和易国强联系上后，花了1500元购买了一套由易国海开发的破解江苏联通实名制的软件。他一边开着“黑卡”，一边把“黑卡”高价卖给有需要的客户。两三个月下来，开通了上千张“黑卡”并卖出去了近500张。
由于朱玉培的新卡都要从常州市金坛区联通公司的渠道经理王茜那里订购。订购的新卡数量不断攀升，很快引起了王茜的兴趣。
王茜作为渠道经理，负责开拓乡镇市场业务，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销售新手机号码。近年来，在别家通信运营商的激烈竞争下，销售新卡“压力山大”。
王茜看朱玉培最近的销售新卡业绩增长很快，于是向其询问良策。朱玉培道以实情。王茜对破解实名制的软件早有耳闻，如今得知朱玉培正是利用该软件开卡，就想着通过朱玉培来帮自己和同事完成销售业绩，哪怕支付点费用，相对于完成业绩后的奖金也还是值得的。
算过这笔小账后，王茜让手下完不成任务的员工将手机号码发给朱玉培，朱玉培通过破解软件将手机号码成功激活后再收取3元、5元不等的激活费。如此，总共激活2000多张“黑卡”，赚到了11000元。激活后的手机卡大部分又通过朱玉培流入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市场。
谁在使用“黑卡”？
据公安部2015年有关数据显示，在全国涉嫌违法犯罪的手机号码中，未登记或虚假登记的“黑卡”占80%以上。2015年初，公安机关网络安全部门参与破获的58起犯罪案件中，有51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使用了不实名的手机卡、上网卡，少则十几张，多则上百张；其中电信诈骗犯罪案件23起，最大一起诈骗金额高达3800万元，其他犯罪案件依次为绑架、敲诈勒索、网络贩枪、贩毒、网络盗窃等。
由此可见，“黑卡”的的泛滥为不法分子提供了犯罪的“技术支撑”，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电信类诈骗犯罪呈不断上升趋势。
“通过破解软件办理的黑卡，使用的身份信息都是假的，为警方锁定相关犯罪嫌疑人带来难度。”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承办检察官张晓丹说。
讯问中，朱玉培交代，他曾经给自己定了个原则，就是手上开通的“黑卡”不卖给陌生人，说是“不能被坏人拿去做坏事”。他把“黑卡”卖给朋友、同行等熟人，对方跟他说的购买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有公司客服回访用的，有外国海员出海用的。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017年元旦刚过，常州金坛一家公司的会计李国辉接到一个电话：“是会计老李啊？我是吴总啊，现在外地出差，你给我打一万块钱过来，卡号是……”
李国辉一看是本地号码，二听是本地口音，而且公司确实刚调来一个吴总，在外出差要打钱也属正常，于是连忙向对方的账号打去一万元。但回头跟领导一汇报，才发现上当了，立即到派出所报案。
派出所经过调查，发现这是一起电信诈骗犯罪，钱并没有到什么吴总手里，而是早就汇到外省去了。通过倒查，发现对方利用的是“黑卡”。再追查下去，朱玉培等人倒卖“黑卡”的产业链被揭开。
2017年2月27日，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批捕犯罪嫌疑人朱玉培、易国强、易国海，另对王茜取保候审。经侦查，共有2000多张“黑卡”流通出去，仅常州范围内就接报八起遭到这些 “黑卡”诈骗的报案，损失金额达数万元。
与朱玉培不同，李昭新不仅售卖黑卡，还在业内推广“黑卡”破解软件，向其他有需求的移动营业厅代理商出售。据承办检察官张晓丹介绍，李昭新在购买了“读卡神器”与“虚拟阅读器”两款软件后，找人破解了软件密码，伙同另一名代理商刘萧向49家营业厅共出售54次，获利达5万余元。这些代理商使用这些软件后，又纷纷批量开通“黑卡”，短短5个月时间内达4570张，其中光李昭新的营业厅现场查获的手机“黑卡”就有62张。
2015年11月，李昭新、刘萧相继被抓获归案。2016年9月，李昭新、刘萧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提起公诉。2017年3月，二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5年6个月。
2017年2月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规范电信服务协议有关事项的通知》正式实施，非实名制手机号采取双向停机措施，既不能拨打也不能接听电话，不能接发短信也不能上网。
《通知》对实名手机卡的数量也进行了限制：对同一身份证件在同一基础电信企业省级公司或同一转售企业（使用该电信企业基础网络的虚拟运营商）已登记了5张及5张以上移动电话卡的用户，在申请办理新入网的移动电话卡时，必须由电信企业自有实体营业厅从严核实身份信息后办理入网手续。
目前，三大运营商已陆续在营业厅、渠道安装高拍仪，对实名认证启动人脸识别。
